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豪思是很多北京幼儿园入园体检维生素检测的唯一服务商。我的女儿在排队做检测的时候告诉她的同学和老师，“这个检测是我妈妈带到中国的。”让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社会价值感和成就感。

Q9：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检测项目上存在差距，此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希望将200项适合国内、目前尚未开展的检测项目引入，当初设定的这个目标进展如何？

栗琳：质谱其实就是检验科的一双眼睛，通过它我们能看到血液里面 3000 多个蛋白、几百种的小分子。

Q7：听起来也需要对 C 端消费者进行一些市场教育。

创·问 向一些优秀的华创派、投资人、业界牛人抛出问题，也希望分享他们的想法给你。本期主角是豪思生物创始人、CEO栗琳博士。

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尝试，把复杂的化学方法下沉成一个简单的产品。我们和清华深圳机器人研究院研发了一款机械臂，替代人手，减低所有临床端的操作步骤。我们甚至做了匹配的 AI 识别系统，因为在做实验的时候，有时候液体上会分层，机器人需要感知密度的梯度变化，这样比人更准确。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产品下沉，实现任何一个没有分析化学背景的人也可以操作。

新冠疫情以来，大家自我检测、自我监测的意识更高了。我们的产品可以给每一个对自己健康非常在意的人提供选择，大家可以自己做更好、更尖端、更准确的检测；另外，更好的健康管理与检测也是在缓解国内分级诊疗的压力，将国民健康管理每一环渗透到非常细微的毛细血管里。例如，心脏稍有些不舒服，最起码先有一级的初筛，而不是直接去超大体量的医院里挂号。我们可以推向社区、药店，就是 To 小 B 大 C 的环节。目前，豪思已经在做产品的研发了。

Q1：你是如何进入到质谱检测行业的？

拿我们现在在做的质谱检验来说，美国有400多项在医保范围内。国内把所有自费的都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十项。很多在国外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检测，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做不到的。例如在美国落地的每一个新生儿，出生三到五天内都有一个足根血检测，寄到当地的检测中心去筛查48种代谢病。像苯丙酮尿症这些代谢病，只要早发现的话，都是可治愈的。因为小孩子你没法去问诊，所以他哭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漏诊的话，这个小孩子很可能会丧生于器官衰竭。但这项在美国二三十年前的普及率就达到100%的检测，在北京2017年才上升到35％。

栗琳：举个例子，心脑血管疾病应该是中国现在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了，通过非常精准的检测，完全可以避免很多恶性事件的发生。比如投行从业者等经常面对工作高压的人群，即使体检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也有一定的心梗的风险。通过质谱检测，用一管血，我们能够精准地评估他的心脑血管风险，做到早干预、早防范。

质谱检测是精准医学时代最重要的精准诊断技术平台之一。目前国内临床质谱检测占医学检测为1%，而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为20%。随着占比的提升，预计国内临床质谱检测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并将持续增长。COVID-19的意外爆发极大地影响了质谱市场，质谱技术在医疗保健和制药、生物研究以及食品和饮料行业进行测试应用也越来越多。如何在参与者众多、快速发展的市场中，找到“差异化定位”？

栗琳：行业是越来越好的。原先人们检测意识没有这么高，经历过疫情，大家面对疾病的应激机制、对自我的健康管理越来越重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观。

北京大的三甲医院基本上都是豪思的客户，包括协和、安贞、阜外、北京妇产医院等。单是北京一家临检中心，每个月的指尖血检测数量就在2万例以上。我们的一款关于维生素D的质谱检测产品在全国超过20家三甲医院正式落地，首都医科大学同仁医院、武汉同济医院、西北妇幼医院等都在其中。

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原先我们一直说豪思拥有最好的技术就行，以此为自豪。现在，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个很可怕的事，我们希望豪思拥有的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产品。我们引入了很多工业界的人才，做了以市场为主导、倒逼研发的立项机制和产品考核机制。我不需要科学家说豪思的东西好，我需要小白用户说产品真的好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转变，就是好的技术不等于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