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上，成都提出，融入“双循环”、唱好“双城记”，是成渝共建国家新兴极核的时代机遇。

在成渝地区以城市极核拉动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地理重构的战略使命下，成都将建强极核功能、构筑动力体系、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勇担极核使命、勇探城市发展新路。

在现有世界城市体系的框架下，成都要如何做强极核城市？

关于极核城市，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副主任本?德拉德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

其每年参与编制的《世界城市名册》，以城市联系度为衡量标准对全球城市进行排序。对比近几年排名，德拉德发现，许多处于第二梯队的城市显示出向上跃迁的趋势。

这与英国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所提出的“多中心城市体系”理论一脉相承。新一轮以知识经济为主的产业升级推动了城市体系向多中心的方向变迁——

在区域甚至全球尺度下，对城市间联系度的强调带来了新中心和新的层级关系，而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尺度，少数城市的单中心特征则更加明显。

本?德拉德告诉城叔，多中心城市体系是一种理解成都的有效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作为现有世界城市体系的新晋者与跃升者，成都应更加关注中心与非中心之间的联系度、提升中心城市在创新、宜居等领域的功能，以未来眼光建设极核城市。

世界城市体系的跃迁倾向

极核城市是如何形成的？

在《多中心的大都市》一书中，彼得?霍尔曾做过一番论述：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间联系度和互相依赖性，另一方面信息化进程催生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全球布局。“信息化的全球化”让少数位于世界城市层级顶端的城市承担起极核的作用。

与此前因发达的制造业形成的中心城市不同，全球化推动了两个相反的进程，在制造业不断扩散的同时，更受集群作用影响的服务业成为了集中在中心城市的产业。而其中，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则是中心城市功能的主要体现。

彼得?霍尔写道，

“

它们是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心、充当本国与邻近国家的贸易中心，也因此是银行、保险和相关金融业中心，是医疗、法律、高等教育、科技等先进行业中心，更是信息聚集与扩散中心、是奢侈品和快消品聚集的消费中心、以及艺术、文化和娱乐中心。

”

换句话说，谁占有了代表知识经济与创新能力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谁将成为更具极核功能的中心城市。

以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对象、对城市的联通度加以衡量并进行排名，GaWC为中心城市的分布提供了参照系。而在德拉德最新的研究中，这种世界城市体系并不完全是稳定不变的，相反，其正呈现出一种跃迁倾向。

德拉德发现，尽管伦敦、纽约等第一梯队城市的中心地位很难动摇，但在第二甚至更低梯队的城市，则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他发现，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络上，法兰克福的中心性正在显著上升。

此外，一些亚洲城市也呈现出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一些人预测首尔将比法兰克福更具中心度，在一些指标上，首尔的中心度会超过法兰克福。”德拉德指出。

而注意到中国城市的发展雄心，德拉德也认为，现有中心城市也可能在一些功能上被新晋城市取代。“尽管纽约、伦敦现在在全球范围能仍然具有中心功能，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不平等、难居住等缺陷。”

德拉德说，“中国城市在设法赶超时，不需要盲目跟随，相反，保持中国和谐、均衡等的理念，有可能推动改变发生。”

以联系度衡量4大城市群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极核城市形成的多中心逻辑，也在重塑城市内部结构。

彼得?霍尔指出，这在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表现为“集中化的去集中”——

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他们在更广阔的“城市”范围内分散开来，但同时又因特定地区特质再次得以集中，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时间-地理约束。

尽管传统中心城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城市愈加不再拘泥于单一服务业中心。彼得?霍尔基于长历史研究发现，在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城市次一级CBD的建设浪潮，而最近的趋势是，区域CBD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